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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影展映後報導05:12月06日19:00《於是我們歌唱》導演:李立邇、蔡奉瑾

2019.12.13

主持人:陳平浩
與談人:李立邇、蔡奉瑾(導演),子瑄、斐立農、小P(諾努客走唱隊成員)


導演分享當出是在福島核災發生的前一年,核四廠經歷了停建又復工的過程,反核運動走到低潮時期,在傳統的社會運動好像找不到跟在地連結的狀態時,他們想到走唱方式好像是一種可能性。子瑄說「那時發現當地長輩的困境,綠盟的困境,開始想我們想做什麼、可做什麼?我們想當搖滾巨星(笑),就開始這個計畫」

 

主持人陳平浩問到對於拍攝的想法,導演說一開始想拍,但不知道要剪什麼,就這樣海拍了兩年。中間發現很多很卡的地方。那時拿著大機器拍攝,感覺鄉間民眾會怕,也會很怕自己打斷他們。「後來大家一直追問我,到底要剪什麼,後來有人很拒絕被拍,但自己八年後才發現。要怎麼讓當時的流(flow)可以產生,在拍的時候結構這些故事,在這其中是最困難的事。」有協助拍攝影像的小P則分享對她而言最困難的是「有時候自己會很想要參與其中,在看他們談事情,會想要從攝影機抽離開,進到裡面去」

 

有觀眾詢問拍攝過程中是否有經費資助?看見影片裡面主要走唱的至少有八個,拍攝過程都是利用大家的空檔時間?成員跟導演說明當時的狀況有綠盟小額資助,有的成員還在讀書,就打工賺錢,家裡有什麼就拿出來用,大家其實也蠻難聚再一起的。另外當時也有經營一家咖啡廳,除了拍片的時間外,有些朋友也在那咖啡店工作。也是從咖啡店開始工作,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些朋友有興趣就會一起來參與。平浩也分享,通常蠻多紀錄片在拍主流媒體或觀念裡面比較少聽到的事情,或是批評有名的人,這是比較難拿到錢的。他們比較多用彼此支持的方式,可能今天我辦一場活動你來支持我,下次你有活動我剛好有錢就過去支持你。我們也希望他們做的這樣的紀錄片,可以被更多人知道。

 

至於兩位導演李立邇、蔡奉瑾則提到,今年因為奉瑾比較有空能夠長時間聚在一起跟立邇處理及思考剪輯的事情,「其實走唱隊的經驗對我來說後來有點無疾而終。發現我們都很喜歡大家在漫長的開會討論中丟出來的想法,在大家的想法之間,我們都覺得那是很珍貴的部分,或許透過影像剪輯可以帶給觀眾。」


對於影片中蠻著重在團隊討論的部分,平浩也提到,過去像綠色小組很多時候拍攝社會運動現場,「但好像還沒有辦法有很多這種在開會討論的東西,但這些東西可以刺激觀眾去思考,我覺得台灣人其實蠻欠缺討論的。我覺得包含紀錄片,電影,看完之後大家面對面提出一些想法,這部片有個蠻珍貴的部分在這個地方,這部片搞不好可以成為一種傳承。」影片中的討論也讓觀眾好奇,感覺大家都很理性,很多團體都會有誰耍脾氣或是誰很獨裁,會有一些紛爭,可是影片看起來大家都很理性的分析,中間怎麼會有這樣的共識?子瑄則回應「其實有些條件。它比較是個計畫性的,各方人馬齊聚一堂的狀態,人又多,反而造成大家不太會去情緒性的吵架。如果是小團體比較容易產生大爭執。人多的時候大家有些想法想做,反而比較願意去聽大家在說什麼。」

觀眾也分享在影片中好像看到理想主義者在年輕時進入到中年狀態,可以反映到很多人人生的現狀,其實大家年輕時都是理想主義者。也談到諾魯克在做的事情雖然可能是很小的事,但仍然有人會被輻射到,被影響。「輻射這件事情成事不在自己,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想的一定不是這個」,跟他人對話時對方的回饋在心裡面形成的與自己對話的一部份「我們可能看到一本書的一句話,我們就能跟那個時代的那個人產生共鳴」。平浩也分享「諾努客最大的貢獻可能是走唱的過程讓阿伯再次回想反核的經驗,雖然可能很微小,但它還是一種影響」

最後討論到會不會因為不有趣就不想做社會運動?立農分享「我覺得怎麼把運動做的有趣,不是取捨的問題」,子瑄也提出她的想法「運動跟生活是不能切割開來的,但是在很多時候,你好像工作是一塊、娛樂是一塊,在這些時間幾乎都花完以後,要再擠出一點點時間關心一下社會,這樣的生活型態。但有沒有可能它全部是一整塊?包含前面提到的可能還沒辦法完全處理到,但要處理到關於生計、關於社群、關於空間的事情,這個有不有趣?我覺得這樣很有趣啦!那個是很難去定義的,很難去想受眾在想什麼,但我覺得有趣的我就會想去做,但為了這個有趣的事情,我可能做了超多討厭的事情,但因為這件是情很有趣,所以我願意做,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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