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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影展映後報導11:12月12日19:00《未來無恙》導演:賀照緹

2019.12.17

 

紀錄片《未來無恙》裡,記錄了兩位主角──輝珍與沛穎,青春的15歲少女獨自面對人生巨大的顛簸時,從年少的內心裡長出強壯的力量。長大是這部紀錄片的主軸,而輔佐著長大所需的力量,便是溫柔理解的陪伴。

 

在拍攝輝珍和沛穎前,導演賀照緹原本計畫拍社工。這位社工從來不說教,以大哥帶小弟的方式帶著青少年。拍到一個程度後,這部片卻變得有點像是大人幫孩子代言。「當我們越來越接近孩子,孩子會開始有自己的聲音出來,於是我決定直接拍孩子。」賀照緹說原本是男主角的社工轉變為神隊友,在拍攝輝珍和沛穎的過程裡,他還是常常需要諮詢神隊友的建議,直到現在還有聯繫。從社工轉職導演的與談人周少強說,青少年社工在社工界裡被稱為魔王,因為要接近青少年十分困難。很多青少年社工都在網咖、宮廟或是籃球場,用搭訕的方式進去青少年的生活圈,然而對於青少年的陪伴卻很容易回到原點,常常讓社工感到挫折。

拍攝對象從社工轉為輝珍和沛穎,對賀照緹來說是有意識的拍攝,是理性分析後的結果。與其讓社工替孩子代言,作為紀錄片導演,賀照緹決定要讓觀眾更進入影像,更仔細地察覺畫面傳達的訊息。「由社工來幫我解釋輝珍及沛穎的狀態時,觀眾會很容易的一目了然。可是,在沒有大人從旁詮釋孩子的狀態時,觀眾反而需要更多介入,要很細的察覺畫面中的訊息是什麼?畫面裡的空間又代表什麼意義?這是我希望的,我希望觀眾可以更深入地去看,而不只是讓訊息一直進來。」「而且,孩子是有力量的。」在直接拍攝孩子的過程裡,賀照緹感受不同於由社工詮釋青少年的狀態時,孩子本身因為生命的波折而長出的力量。「我們不能預設這些孩子都是無力的,需要被幫助。我看見社工隊友的角色就是如何激發這個力量讓觀眾連結。」

當紀錄片導演對於觀眾如何觀看有如此強烈的動機,同時導演也必須與被攝者之間也必須有十分強壯的情感連結。賀照緹說,與輝珍和沛穎有這樣親密濃烈的關係,除了時間,也與性別同為「女性」有關。

 

女生與女生之間,有一個細膩的人際關係在其中發酵而緊密。

 

「女生和女生之間,會透過一種叨叨絮絮、喃喃自語,有一種很黏稠的親密感。女生和閨蜜、母親之間,都會有一種很緊密、互相理解的黏膩。我們開始發生這種跨世代閨蜜的狀態,我便不擔心拍攝結束的一天。從蜂蜜水變成蜂蜜,我就不會害怕沒有了拍攝的關係,我就會離開他們。我有點黏著在與他們的關係裡不想離開,即使拍完了,我還是會留在他們身邊。」

在拍攝紀錄片時常常談到作者和被攝者的距離,會影響到作品如何發展。周少強問賀照緹怎麼界定他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又怎麼看待作者介入作品呢?

 

賀照緹說,他覺得就是必須要跟被攝者坦白承認自己拍了什麼,不需要假裝自己不存在。「事實上我一直都存在。」包括沛穎和男友聊天時,鏡頭在拍攝,賀照緹便直接提醒兩人要帶套。「我承認這就是介入,我要假裝這件事對他們沒有任何影響嗎?我明明知道不是。青少年懷孕是對人生很大的階段。」

因為《未來無恙》是關於青少年成長的紀錄片,吸引了非常多的社工去看。周少強說,他在和其中一個社工聊天時,會有點擔心,輝珍跟沛穎在大量曝光後下,兩人的情緒波動會不會被觀眾以簡單的方式看待?而在公民紀錄片獎後的桃園社區巡迴,大量曝光會是一種冒險,還是祝福?導演又是如何和輝珍和沛穎討論大量曝光自己故事的這件事?

 

「談得非常細,也談得非常多年。隨著他們漸漸成長,談的方式也會不同。」在一開始討論時,兩人其實不知道什麼是紀錄片。賀照緹從兩人1516歲就開始拍攝,直到現在2324歲,兩人已經知道是俗世界的社會化規則、遊戲。最後決定院線發行時,也必須要他們解釋院線發行以及誰會看見。

 

「可是我心裡有兩的聲音在拉扯。」在賀照緹心裡有最重要的兩個原則,而這兩個原則相互拉扯。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保護這兩個孩子,讓他們不會因為紀錄片而受到傷害。第二卻是希望這部片裡的#MeToo議題被看見。因為#MeToo在台灣一直無法被友善支持與看見,以至於沒有一個友善的述說環境。發生#MeToo事件的受害者,因為失語,都會以為自己是這世界唯一發生苦難的人。「如果在座有人的遭遇和輝珍類似,我希望這部片會是一個陪伴。」「因為這件事很難公開述說,很容易失語。當一件事情失語,便無法透過詮釋去成為另一個新的主體。」對於被性侵的受害者而言,一個新的自我詮釋非常重要。對這樣的孩子,他們常常對於自己的詮釋都會是「因為自己淫蕩而遭受性侵」、「都是自己的錯」。這些尚未被重新詮釋的自我,會帶著非常重的負罪感,活非常非常久。這些當事人必須要接觸另一個新的詮釋。賀照緹在拍攝的這幾年,以漫長的時間不斷和輝珍說:「你要非常確定一件事,你完全沒有錯。如果有人做錯事,決對不是你。」「你沒有拆散你的家庭。」這些對於輝珍而言,這是另一種新版詮釋自己的方式,型構了新的主體,以一個新主體的身分產生力量。「這孩子拒絕當受害者。他想要讓自己站起來,成為少女戰士。而成為戰士的力量,便來自於這股新主體的自我詮釋,去邁向一個新的人生。」「如果有一個孩子靠過來想跟你說話,希望你可以陪伴他一下。讓他重新成為主體,他才能夠重新走自己的人生。」

在光影的座談現場也有許多職業為社工的觀眾,其中一位觀眾向賀照緹致意:「我覺得導演非常不容易,當孩子可以被看見,他的人生就是一個改變的開始。導演很盡責,一路陪他們走過生命的六七年。我看見一些影評說導演好像在消費被攝者,或是輝珍和沛穎會因此受傷。我覺得我們很容易因為這一小時而輕易的將出什麼,但很少人知道一路對於青少年的陪伴非常不容易,心要多麼堅強才可以陪伴這麼久。我覺得導演的介入是很強大的力量,一路陪伴。我相信更多沒有被拍出來的點滴,在他們生命中是有累積和溫暖的。」

 

「因為這部片,我對於紀錄片有了不一樣的認知。」

 

座談的最後,賀照緹藉由回應這位提問的觀眾,也同時提出了他對紀錄片觸及痛苦的看法:「通常紀錄片都是在處理主流社會沒有注意到,較邊緣的議題。決大多都是痛苦的。這時就會觸及到紀錄片倫理問題『是不是在消費別人的痛苦?』這幾乎成為一種直覺的連結,是一種廉價的評論。

「我會說這是廉價的評論是因為,如果紀錄片不做這些將痛苦揭露的事,誰會去做?又有誰能知道?非常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消費痛苦,但我們也不能迴避處理痛苦。因為沒有主流媒體會去好好處理痛苦。對於處理痛苦,在看待攝影和看待紀錄片時,不能做這麼簡單的連結。我非常不同意一但觸碰到痛苦與邊緣,就是在消費的說法。重點在於,這個作者有沒有在這件事上,有沒有非常深度理解及分析。

 

「台灣為什麼這個多勵志片?是因為大家都不敢碰這樣的議題,所有痛苦的、邊緣的,都變成一個勵志的素材,成為成功案例。不是說這些紀錄片工作者要透過立志賺錢,而是大家都非常害怕,會被標籤又是消費別人的痛苦。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約而同在這個陣線上退縮,這些議題就不會有人理解,也不會有人去看了。

 

「這很語重心長,但也很重要。這是紀錄片必須要突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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